生命“荒原”的守望 女子艾滋病戒毒大队里的重生

　　生命“荒原”的守望 女子艾滋病戒毒大队里的绝望与重生

　　求死

　　张艺决定杀死自己。

　　她尝试着找到利刃割腕，没死；又想找到高地跳楼，未遂。最后，她开始拒绝吃药，准备用这种看似不太痛苦的办法了结自己的生命。

　　噩梦开始在张艺14岁那一年。她第一次尝试了被称为“包子”的冰毒。朋友拿来一袋“粉”，放在锡纸上，用打火机烫出白烟给张艺吸，仅仅一口，就让她兴奋了三天三夜，没吃东西，没睡觉，一直打游戏。

　　由于从小父母不在身边，她早早就开始社会上认识的朋友“鬼混”——逃课、夜不归宿，甚至退学。后来，她越陷越深，每天吸食毒品比一日三餐还规律。

　　2016年4月，吸毒被抓的张艺被送到江北女子戒毒所，经历了生理脱毒阶段后，经过体检，发现自己染上了艾滋病，紧接着被送到了重庆西山坪的北碚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。

　　十一月末的重庆，凉风习习，西山坪半山腰的深墙铁院之中，依然绿意盎然。一群穿着蓝色衣服的艾滋病戒毒人员正在广场上活动。

　　张艺被送到这里，一个特殊的场所——全市唯一一所专门管理女性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地方，一个进来之初充满冷漠、绝望、暴戾的“荒原”。

　　张艺回忆道：“也许就是被我的男友传染的吧。”得知自己染上艾滋病后，她非常害怕，“我自己都接受不了，更别说父母。”她对此选择隐瞒。

　　她说，她本想着好好表现，争取戒掉毒瘾，开始新的生活，但查出艾滋病后，她就不再抱幻想了，感觉每一天都那么长、那么慢，感觉自己随时会死掉，活不到出去的那一天。即使活着出去，也要整天忍受别人歧视的目光。再加上没法向父母交代，她对人生彻底没有了信心，只想着早点解脱。

　　“她们都说艾滋病是绝症，我活不长了，活起太痛苦，不如一了百了。”说起求死心切的那段日子，张艺说，仿佛做了一场噩梦，幸亏有人把她叫醒。

　　叫醒张艺的人名叫廖天晴，是女子戒毒艾滋病专管大队民警。为了让张艺振作起来，她多次找她谈心，并且专门和张艺的父母沟通情况，让他们来探望。

　　张艺看到父亲的白头发，又多了，本来就严厉而寡言的父亲，望着女儿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母亲，对着她一阵嘘寒问暖，临走时还留下一封信。“我爸妈都没文化，不善言辞，没想到他们还会给我写信。”那封信，至今被张艺收藏在枕头下面，戒毒难在心瘾，每当觉得自己需要力量，她便会从枕头下抽出父母的信，含着泪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

　　“我们都是女人，她的绝望，我能体会。” 廖天晴说，上个月是张艺20岁生日，干警们专门为她准备了小惊喜。当张艺看到从屋子里端出蛋糕的那一刻，她哭得一塌糊涂。好久好久没人给她过生日，3年？5年？久到已经快忘记蛋糕的甜蜜滋味。那天，一群艾滋病戒毒人员和干警围着张艺，一起唱生日歌、吹蜡烛。望着分到手里的蛋糕，因为特殊“缘分”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的她们，哭了又笑了。

　　渐渐地，张艺似乎看到了希望，她开始振作起来。现在的张艺，脸色开始有了光泽，婴儿肥的圆脸蛋，配着齐耳短发，眼睛圆溜溜的，显得很精神，说起话来语速很快，不时说两句冷笑话，就像校园里穿着校服，和同学手挽手讨论着娱乐八卦的学生，青春飞扬。

　　虽然她皮肤粗糙而发黄，手背上布满一个个小凸起，但她老是笑着说，会好的。“万一我按时吃药，能把病医好呢？我还想出去开个小店，自己当老板。”张艺说着自己的未来梦想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稚嫩的脸庞，似乎还没有感受过现实的残酷。

　　自弃

　　刘丽是来自重庆大足的戒毒人员，四十八岁的她已经是第3次进强戒所。

　　“我以前在外面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没人能管得了我。才进来的时候我跟干警对着干，处处找麻烦。”比如干警发了药，她转身便故意扔在地上，用脚碾碎，还叫着：“您让我吃，我偏不吃！”

　　干警发的药是医生根据诊断结果，为每个人制定的治疗方案而配的，每天早晚9点各发一次。民警发现刘丽的“小动作”后，每次送药便端着杯子，一个一个挨着发，看着刘丽咽下去后才离开。

　　刘丽年纪大了，抵抗力一度下降，小感冒不断，甚至频繁发烧，在大队医院里连续输液。

　　有一天，她正躺在床上输液，迷迷糊糊中感觉到一只手伸过来贴在她的额头上停留了一会，接着，耳边传来廖天晴的声音：“还烧不烧？温度好像降下来一点。”

　　这个不起眼的动作，让病中的刘丽一下想到了年迈的母亲。自从她得了艾滋病，除了年过七十的老母亲敢碰触她外，平日里的亲戚朋友都开始疏远她，甚至说话的时候都恨不得隔着“银河般的距离”，生怕刘丽的唾沫会飞过来传染到他们。

　　每个艾滋病戒毒人员刚来的时候，打架、吵架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而且戒毒人员非常冷漠，彼此之间交流少，还非常的敏感，一个不起眼的歧视动作、一个细微的眼神都有可能戳中她们愤怒的神经，也可能埋葬他们希望的光亮。

　　“阿嚏！”感冒了的刘丽一时没忍住，口水唾沫伴随着鼻腔口腔强大的气流一起，喷射到了廖天晴的脸上。而此时，廖天晴正在和心情低落的她面对面地聊天。一声喷嚏过后，世界仿佛凝固了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刘丽不敢说话，站在原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　　刘丽满以为廖天晴会大发脾气，然后神情紧张地冲去厕所洗，她甚至做好了准备接受廖天晴的责骂。可是没有，廖天晴微微叹了口气，说到：“把纸递给我呀。”廖天晴拿纸将脸擦了擦，便继续着刚才谈心的话题。等到她们都睡下后，廖天晴才来到洗手间，用肥皂对面部进行仔细清洗。

　　真心换真情，干警们的举动让刘丽坚硬的内心逐渐柔软。她说，现在不会对着干了，因为舍不得，干警们都是她的家人，甚至比家人还要亲。如今刘丽在这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还会锻炼身体，有什么困难也可以直接找干警或找医生。“她们不会歧视我们，比外面好多了。”

　　劝生

　　这个不大的院子，一同生活着两类女人，她们一方携带艾滋病毒，或绝望或狂躁，另一方因为职责所在，整日与艾滋病毒携带者零距离，都游走在生命边缘。

　　有外人来探访，都会在戒毒干警的引领下，上缴身份证、手机、相机，经过重重审核，一连经过多道门卡，才走进戒毒所。这里，一般人进不去，也不想去，除了廖天晴一样的戒毒干警。

　　廖天晴调到女子艾滋病专管大队工作7年多了，为了不让老人担心，父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她是管理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干警，回想起刚来时候的窘迫，她至今难忘。

　　蚊子咬了戒毒人员一口，又来咬自己怎么办？会不会感染？这是廖天晴刚到工作岗位最害怕的问题之一。廖天晴每天强撑着干完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表面上若无其事的她，其实一天洗手十多次，一到家就洗澡，不把皮肤搓红誓不罢休。

　　后来，老干警跟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一个个拥抱的场景让她感触很深。在经过培训，了解基本常识后，她渐渐消除了心里的畏惧。

　　在艾滋病专管区，像廖天晴一样兢兢业业的干警还有很多。一次，戒毒人员生活区的污水处理池管道堵塞，分管生活卫生工作的干警二话不说，用手去掏堵塞物，却不小心划破手套，手指流血，吃了好几个月的阻断药。

　　通过注射方式吸毒的人员，往往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，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也会引起皮肤破裂，血流不止。曾经有一名学员不小心碰到伤口，鲜血直流，几名年轻的女干警把学员送到了医院，沿途几乎面不改色地照看着她。其中一名干警事后告诉同事，“当时身上感觉有千百万只虫子来回爬。”

　　廖天晴说，接触艾滋病人员的干警每年都有一次特殊的查体，就是HIV阳性检测。大家每次在抽血的时候，心就像悬在空中一样。在拿到检测报告之前的这段时间，就好像是等待判决，直到拿到检测报告结果，看到“阴性”两个字，心才落回原处。

　　专管大队院子的空地被隔成三部分，吃饭、活动以及晾晒被褥、鞋子，从宿舍的窗户缝隙往里望，她们正蜷缩在床上午休，那场景，和大学寝室没什么两样，平静而简单。

　　“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，我也希望除了戒毒所，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，都需要对这些人员有更多地包容和关注，多一份温暖就多一份希望。不要让她们最后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。”廖天晴相信，给他们一条出路，一份信心，才是切断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有效方式。

　　(华龙网记者报道 文／祝可 文中艾滋病戒毒人员均为化名)